各国NDC与本文提出的自我保护策略间的排放差距。正数(红色部分)表明需要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近年来,全球温度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农业和生态系统受损、人类健康遭受威胁等等。
即便每一次事件都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但各个国家在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不免担忧,承诺的减排量越大,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多,气候变化毕竟是全球性的事务,怎么能仅以自己国家经济发展为代价呢?
《自然-通讯》4月14日上线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各国不完成当前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NDC)目标,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远超为减排付出的成本。到2100年,与实现全球温控目标相比,全球总损失可能达到150万亿-792万亿美元左右。
这项由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魏一鸣、余碧莹、梁巧梅课题组等团队完成的研究,介绍了一项旨在实现2℃和1.5℃温控目标的最佳全球合作减排策略,此策略有望带来累计约127-61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难题:如何自发减排
2015年的《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这一长期目标,并将1.5℃确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努力方向。同时提出了一个动态评估机制,即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逐期加大减排力度。自协定签署后,有170多个缔约方提交了NDC。遗憾的是,研究表明,根据各国现有的NDC,很难实现全球的温控目标。
不少国家出于短期经济发展的考虑,可能会拒绝加强短期内的减排力度,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魏一鸣团队思考,“如何才能让各个国家自发进行更大力度的减排呢?”
“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看似是矛盾的,但其实是一个闭环上的两个系统。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温室气体,引起自然系统变化,进而又可能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失,因此,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要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温升和自然环境,避免损失发生。”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余碧莹告诉《中国科学报》。
因此,学者们致力于探索和完善气候变化评估模型,以实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平衡。
模型:平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2016年,魏一鸣团队与国家气候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机构的人员合作,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科研任务,开发了“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C3IAM),实现了地球系统模式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在复杂动态系统未来可能发展的状态下评估气候政策的影响。
此次的研究,正是基于C3IAM所进行的。
余碧莹介绍,在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投资水平、消费水平,采用不同的低碳技术及技术采用程度等对经济成本及排放量产生的影响,再进一步量化这些影响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二者的双向耦合。
盘点:气候变化的“经济账”
基于C3IAM中的子模块,全球多区域经济最优增长模型,研究人员对全球12个区域、134个缔约方提交的NDC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大部分国家的NDC是缺乏雄心的,这和目前研究的主流观点一致。
研究还表明,到2030年,全球需在现有NDC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190亿-2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把所有温室气体换算为二氧化碳后对应的值)排放,才能实现2℃的温控目标,需进一步减少280亿-300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才能实现1.5℃的温控目标。
“所有国家都要加大减排力度。平均而言,中国要在现有NDC的基础上再减少65%左右的碳排放量,日本、美国、俄罗斯、欧盟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01%、93%、85%、72%。同时,这些大国和地区要在在本世纪中叶前实现净零排放,才有可能实现1.5℃的长期温控目标。”余碧莹说。
她表示,实现净零排放是完全有可能的,技术手段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集与封存(CCS)、生物质CCS、能源互联网等,市场手段有碳税和碳交易等。
如果各个国家都能按照这样的减排策略实施,全球将于2065-2070年间实现扭亏为盈。而到本世纪末,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获得收益,其收益占该国2100年GDP的0.46%-5.24%。
收益:远超成本,何乐不为
余碧莹说,“我们相当于把气候变化的‘经济账’摆在了台面上,各个国家能够明确看出不积极减排或力度不足会面临的损失,而如果加大力度,实现温控目标,能够获得多大收益。这样,各国或许会拿出更理性的减排方案,从而提高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此次的研究初步给出了各个国家的目标,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认识到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并在低碳技术方面取得突破。需要发达国家为相对脆弱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魏一鸣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说,“我们将继续基于C3IAM模型对各个国家的实现手段和应对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具体到钢铁、电力等各个行业,甚至达到更细化的技术层面。”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545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