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人民日报》（2020年11月02日 第19版）发表了《50年艰辛探索，引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唐启升：让百姓吃上更多更好的鱼》，全文如下：

唐启升（中）考察山东省荣成市东楮岛海洋牧场与休闲渔业。

人物小传

唐启升，海洋渔业与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他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是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大海洋生态系研究的奠基人，为我国渔业科学与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突出贡献。他在渔业生物学、资源增殖与管理、远洋与极地渔业等方面有多项创新性研究，提出“碳汇渔业”“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资源养护型捕捞业”等渔业绿色发展新理念，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

在如今这个万物皆可连接的时代，唐启升院士没有手机，随身携带的“最先进”的电子产品是一部1998年购买的商务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77岁的院士排斥新鲜事物，恰恰相反，对时下流行的“云会议”，唐院士熟悉得很，甚至主动提出通过视频采访的形式与记者交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唐启升引领的大海洋生态系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几乎同步进行，使我国成为最早介入大海洋生态系研究和应用的国家之一。这之后，他提出的碳汇渔业、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等理念，也都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在唐启升院士看来，做科研一定要有“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我做成一件事，一般要十多年的积累。有了梦想，有了追求，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不能浮夸，更不能弄虚作假。科学进步在多数情况下是缓慢的、积累式的，往往不能一蹴而就。”

筑梦海洋始于鲱鱼，12年瞄准一条鱼

2019年，是唐启升从事科研工作第五十个年头。在他自己撰写的科学年表中，衡量时间的长度常常以十年为期。

1969年，青岛临海的太平路上，新鲜渔获里一缕蓝晶晶的银光吸引了唐启升的目光。从小在海边长大，又从事渔业科学研究的唐启升，竟不认识这种鱼。他大感疑惑，查阅资料后，发现这就是世界著名的鲱鱼，在中国俗称青鱼，分布在黄海。“令我兴奋的是这种鱼的种群数量在世界、太平洋甚至黄海都可能有长期波动的历史，即种群数量一个时期很多，一个时期又很少，差别很大，为什么？”

带着好奇，唐启升开启了科研工作的起点，研究鲱鱼及其种群动态，没想到一做就是12年。

为了研究鲱鱼的分布和习性，唐启升每年至少有一个半月在鲱鱼产卵地收集生物学资料并调查走访渔民，经常是徒步行走一二十里地，翻山越岭是家常便饭，路上全靠烧饼充饥。累了就躺在沙滩上睡一觉，醒来继续赶路，自行车都是奢侈的代步工具。“有时候忘了买烧饼，就得饿肚子，可是下一次照样不长记性。”回忆起年轻时的艰辛，唐启升哈哈大笑，不以为苦。

就这样，唐启升走遍了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东岸的每一个鲱鱼产卵场。为了获取第一手数据，他还组织了一个由三对250马力渔船组成的调查组，对黄海深水区鲱鱼索饵场和越冬场进行28个航次的海上调查，揭示了太平洋鲱（青鱼）在黄海的洄游分布和种群数量变动规律，推动了新渔场的开发和渔业的快速发展。

要判断鲱鱼的年龄，需要根据鲱鱼的鳞片和耳石来看年轮特征。当时科研条件有限，唐启升就利用投影仪将鳞片上的轮纹投影到墙上，再一一手绘下来，以便确认年轮特征以及和伪轮的区别。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关于黄海鲱鱼研究的文献资料，一半以上都出自于唐启升之手。

研究成果频出，唐启升却感到进入了科研的瓶颈期。“我自己总觉得，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关于渔业资源波动的原因，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

潜心研究大海洋生态系，在世界科学前沿占据一席之地

幸运的是，这样的困惑没有持续太久。上世纪80年代初，唐启升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到挪威海洋研究所，丹麦国家海洋渔业研究所，美国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海洋研究机构开展“环球访学”。在这里，他发现自己遇到的困惑与欧美科学家经历了100多年种群动态、资源评估和渔业管理研讨之后遇到的困惑如出一辙。

“我到挪威不久就发现，我的困惑也是欧美渔业科学家的困惑。不同的是他们困惑了100多年，我才12年！我有意无意地踏进了世界渔业科学新研究领域的探索行列中，新的动力、新的方向促使我加倍努力。”

1984年，唐启升领衔启动了我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黄海第一次全海区周年的渔业生态系调查，跳出了100多年来渔业种群动态研究以单种为出发点的藩篱，开始从大海洋生态系的前瞻性角度研究种群变化。

一番探索，又是十多年的磨砺，唐启升逐渐形成了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学术思想。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GLOBEC）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新学科领域，是渔业科学与海洋科学交叉发展起来的新学科领域，也是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唐启升明确了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由理论、观测、应用三个基本部分组成，包括侧重于基础研究的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观测系统的海上综合调查评估和常规监测、侧重于管理应用的大海洋生态系。

理论创新大大推动了应用成果落地。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唐启升根据“高营养层次重要鱼类的生态转换效率与营养级存在负相关”的科学发现，提出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策略（即非顶层获取策略），形成了渔业资源恢复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中国近海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出口在水产养殖等认识。围绕这些重要的新认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为渔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科学依据。

经过唐启升等中国科学家的努力，我国大海洋生态系研究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在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你们发现了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全球大海洋生态系知名学者谢尔曼教授高度评价唐启升的研究成果，认为我国在大海洋生态系研究方面提供的创新评估方法和管理措施相结合的观点，为推动重建捕捞渔业并引入更为高效的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方法提供了科学基础，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示范。

志在“耕海牧渔”，促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

2000年，唐启升第一次参加院士大会，会上他讲了一句话：“让百姓吃上更多更好的鱼。”这是唐启升的科研初心，也是他的大海洋之梦更加具体的追求目标和动力。围绕着从海洋中获取更多的优质蛋白，他从一名科技工作者成长为战略科学家，为海洋强国建设出谋划策。

“1950年，中国的人均水产品占有量仅有1.7公斤。现在，世界3条水产养殖鱼中有2条是中国的。”说起这些年渔业发展的成就，唐启升非常自豪。但是如何实现水产养殖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萦绕在唐启升心头的大问题。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战略咨询研究，唐启升多次向国家提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建议报告，先后提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等院士专家建议10项，促成《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有关文件发布。

唐启升告诉记者：“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探索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在2017年提出关于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建议，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水产养殖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新时代渔业能有更大的发展。”让他欣慰的是，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渔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建议，凝聚着唐启升“十年磨一剑”的心血。

尽管已经70多岁，唐启升仍然精神矍铄，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孜孜不倦地投身于中国工程院的战略咨询项目、国家“十四五”海洋规划、渔业学科建设与发展等工作中。曾经担任过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的唐启升，如今还是所里的名誉所长，他的严谨治学与勤勉不懈，也一直影响着黄海水产研究所里的年轻科研人员。

“绿色发展是中国渔业的现在和未来，推动现代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我的奋斗目标。”将自己比作“耕海牧渔者”的唐启升如是说。